关于安史之乱是中国古代历史转折点一说，理由有二：一是该乱使得古代王朝中最后一个纵横盛世：唐朝由盛而衰，进而产生了促使中国封建时代由盛而衰的影响;二是将战争概念重新引入中原人民的生活，自此百姓颠沛流离，无法安心生产，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制约，最终导致东方天朝在近代落后西方列强，艰巨而顽强的反抗外族侵略和自我革新图强的运动持续百余年，改写了中国历史。

纵观历代，古代历史公认之大一统王朝完全盛世只在汉唐，除却这两个时代外，历朝历代“都有自己的盛世”，但那都是历朝历代自己的事，对前朝后代的影响没有汉唐如此之深。故而，唐朝堪称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完全盛世。而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，正是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前，隋初建立的优质的国家政治物质基础得到巩固和发扬。在唐初高祖和太宗两任李姓皇帝乃至武后大周王朝的深耕下，唐朝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民生以及外交都达到了封建社会之顶点。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，不断固化图强，开元盛世空前绝后无可睥睨，唐之国力占据当时全世界的90%以上。然而盛极必衰，物极必反。中国封建社会的顶端达到用去千余年时间如此不易，由盛转衰却只需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后，民生凋敝，流民乱窜，中国的封建辉煌几乎一去不返。从历史的纵轴上看，统一王朝的中期叛乱从未也再也未形成过如此大的影响。除去农民起义，除去中国与外国的战争，规模较大的这类传统意义上的“统治阶级内部叛乱”，无外乎只有东汉王莽篡权和明成祖朱棣“靖难之役”与此类似。但无论是东汉的变更或是永乐大帝的上台，都只是皇权更替，仅此而已。对比其他朝代，安史之乱在历史上的作用，只能被进一步放大。

安史之乱的爆发有其深刻复杂的原因。表面上是唐玄宗被盛世所惑，骄奢淫逸，任用奸臣所导致，但其背后隐含着封建政治经济文化机制盛极必衰的历史必然性。历史典故者往往善用儿女情长放大观瞧正史，将其赋予毫无关联的含义。例如杨玉环美人惑君，杨氏家族仗势泱国等。但实际上，唐玄宗在叛乱前绝非多数史家所认为的“根本不相信安禄山会叛乱”，而是对其早有察觉和防范。只是太平盛世人们太久没经历过战争，唐朝中叶军事实力上中央和边疆的不平衡导致了中央“想现调将现组军队”都很费劲，才使得冀东军阀长驱直入直捣黄龙。混子宰相杨国忠对待安禄山的态度也不是“坚决抵制之政敌”，而是拼了命的想尽一切办法，利用一切细微事端点燃安禄山的内战之火。另外，安禄山也并非如一般史家所言般“想当皇帝”。他发动叛乱的目的最初恐怕只是单纯的打击政敌，“看不惯内朝一家独大”。打着打着才发现，原来盛世如此不堪一击，才动了当皇帝之念。而他又没想过置唐玄宗于死地，毕竟他所有的一切都是玄宗所给。所以当潼关关破，软弱的长安就在眼前时，他也会停滞十天不前，留给唐明皇和杨贵妃逃离的时间。

本质上讲，安禄山被赶着当了皇帝，但并没有做这个梦太久。毕竟李氏势大，盛世只是暂时卡碟，还没到“气数将尽”之时。从这点看，安禄山颇有些洞察历史大势的天分。他没有自始打定要建新的主意，在浩瀚历史烟尘中，像极了“只是玩玩”。而以唐的实力，虽然反应慢了点，但浇灭叛乱之火也是迟早之事。只是这代价付出的太过沉重了些。中原大部分疆土几乎都被叛军践踏，堂堂大唐，居然拿不出一个能够领衔三军镇得住历史的镇乱之帅。所以，安史之乱的覆灭还是“从内部消亡”的：儿子杀了老爹，又追授老爹先祖称号，安禄山和史思明居然又巧合的同一下场。外部朝军的不断打击加上不断的内耗，安史之乱后期“乱”的作用早已打了折扣。当肃宗坐稳朝堂，史朝义在乱林里流亡，即使二三十年内安史余党仍在，也难以对王朝形成实质性的威胁了。

史学家常用之观点是，即便唐由此由盛转衰，唐玄宗“开元”是最后一个完全盛世，但安史之乱后，唐还是有盛世的。这表现在武宗宪宗宣宗等相继的顽强图志上。诚然，后世的两三个皇帝做了些有益的事，宪宗更被陈寅恪誉为是“中兴之主”，但他们的历史地位，仍远不能与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相提并论。这不是一个重量级的比较。后世明帝之历史作用，无非是延续唐朝气数，成全其近三百年的持续时间罢了。虽然唐不算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朝代，但其对于后世的影响，对于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作用，仍然必然也必须停留在“最后一个完全盛世”上。想想看之后，北南两宋均面临着北方异族的战乱威胁，能保全不亡国已是最大满足。元自成吉思汗起便以征战代国，存活时间极短，更难谈盛世。明除去朱元璋刚刚开国以及朱棣永乐盛世的暂时辉煌外，更多的是社会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四伏。清初康乾盛世倒可以与贞观之治相提并论，但在历史之上，康乾盛世之“盛世之用”反而对近代中国的进步起了制约之反作用。因封建体制代中“盛世”所谓得“一个又一个”的到来，反而让近代的中国人还对不能适应世界发展步伐的天朝还心存幻想。这后世的几个盛世，难堪大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