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2019年教育部出台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(下称职教二十条)后，职业教育就被捧上风口。该政策不仅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体系标准建立，还完善经费投入机制，这也让职教领域获得政策和资金支持。

2020年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也提出，今明两年职业技能培训3500万人次以上，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以“稳就业”，再次为职业教育带来政策红利。

这一热度在资本市场有所反映。据IT桔子统计，2020年上半年，一级市场教育投融资整体虽冷淡，但职业教育赛道融资数量挤进前三，共获13笔融资，投资总金额为18.17亿元，排在K12教育之后，位列第二。

在二级市场上，职教企业也有不错表现。以招录培训为主营业务的中公教育(002607.SZ)自2019年登录中小板后，市值现已突破2000亿元，在中国教育企业中排在好未来(NYSE:TAL)之后。

另一家话题度颇高的新东方烹饪学校主体公司——中国东方教育(00667.HK)，近五年营收也呈稳步增长趋势。虽然传统烹饪培训业务正在逐步下降，但新华电脑和万通汽车等教培业务营收也在增长。受疫情影响，东方教育预计今年上半年纯利将减少20%-25%，但不少券商仍给出维持“买入”评级。

在赛道火热的另一面却是尴尬的现实。

对学历职业教育而言，社会对蓝领职业存在刻板成见，使职业教育处在“备胎”位置。

“现在很多家长的观念还停留孩子必须上大学，如果只是读技校，可能面子上会过意不去。” 培生大中华区国际资质认证与技能评估业务大中华区总监高建军，对界面教育说。

对非学历职业教育，又存在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错配，蓝领职业培训不足的情况。

58产业基金的研报显示，“我国满足白领及以上工作要求的本科毕业生，近30年总数仅占我国9亿劳动力的5%，而普遍流动于蓝领工人阶层的中职、高职及以下学历的人群，构成了我国劳动力的绝对体量。”

无论是哪一群体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难是另一重困扰。

“国内职业教育最大的特殊性，是没有体系，没有行业通用的标准。企业自主性比较大，但学校又和用人单位脱节。教育部门提出的改革方向，院校也想尽办法去实践，但实践后，人才在企业还是得不到认可。这层窗户纸不能完全捅破，让大家融到一块去。”高建军认为，求职者、企业及教育服务提供者三方无法形成人才培养的闭环是主因。

以制造业与培训机构合作的“订单班”为例，“你在雅戈尔培训班里学的技术，可能并不适用于七匹狼，当跳槽时，人才技能也未必得到认可。”高建军说。

海外职教体系提供了参考思路。德国双元制一直被认为是全球职业教育的典范，也因培养“匠人”而备受追捧。据高建军介绍，英国也有BTEC(Business &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)设立职业认证体系。

这些人才培养体系中，政府作为立法者，会协同各行业协会制定职业技能的标准，而最为重要的是企业参与度高，学生认同感强。

例如德国双元制从小学之后的中等教育，就将职业教育课融入职业预校、实科中学和综合学校。中学毕业后，一部分学生出现分流，多数会参加为期三年多的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。学徒式学习由此开始。

英国则是由就业技能署牵头，各行业成立技能委员会，由头部企业任职的专家制定行业技能标准。此后，再由学校或第三方机构完成评估和等级资质认证，并形成相应培训课程。

“这其实是一环扣一环的过程，获得职业教育资格的人，有机会脱产完成学历升级，高校也认可。”高建军说。

相比之下，“我国职业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替代选择，毕业后绝大部分流向劳动力市场，上升通道局限，导致了我国劳动力高等教育普及率低，劳动力基础能力和学习能力整体偏差。”58产业基金职教研报表示。

除此之外，企业是否因人才培养获益，也关系职教改革落地的效果。

“如果企业一年有多少员工通过参加职业培训拿到认证，就可得到相应减税，这样企业就会有动力将产教融合做下去。”高建军表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国内职教改革推进还很难一蹴而就。由于各国经济发展阶段不同，行业分工产生的人力供需也不一样，这导致职业教育很难照搬海外模板。

好消息是，近日中央财政拨付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257.11亿元，比上年增加19.9亿元，增长8.4%，引导地方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财政支持机制，落实职业教育各项改革部署。对职教培训机构而言，这波政策红利或许将提供更多机会与动力。